张旭者，唐之书法家也，狂草字伯高，圣话工草书，张旭嗜好喝酒，原酒每每大醉，狂草则呼叫狂走，圣话更以头濡墨而书，张旭世人号之曰张颠，原酒又称其为草圣。狂草
要认识张旭这个人，圣话就必须先认识他的张旭字。
要认识张旭写的原酒字，就必须先了解他的狂草狂。
要了解张旭的圣话狂，就必须先明白张旭对于酒的近乎痴狂的热爱。
自从杜康老祖造美酒以来，酒就与豪杰侠义之士分不开了。君不见曹操刘备青梅煮酒，论遍天下豪杰；君不见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义气传千古；君不见鲁智深醉打山门，倒拔垂杨柳；君不见武二郎狂饮三碗不过岗，拳打猛虎展豪强。
古往今来，又有诸多文人墨客，也都和酒，有着不解之缘。比如屈原，饮浊酒而慨叹世人皆醉我独醒；比如刘伶，一醉整三年，恨不得死后就葬在酒缸里；比如李白，斗酒诗百篇，喝饱了才能恣意纵横；比如苏东坡，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文人一沾上了酒，身上的酸腐气便顿时消散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豪杰气、是侠义气、是英雄气。
而张旭，就是这样一个文人，是酒，使他成为了特立独行的侠者，国士无双，卓尔不群。
可以想见，张旭青衫一袭，在长安酒肆那如堵的骚人墨客中，叱咤风云，挥笔如飞。借着酒兴，他豪情万丈、气贯长虹，呐喊一声，脱掉那束缚头发的帽巾，沾上浓墨，在墙面上恣意挥洒，喷薄着自己的少年意气。
可以说，张旭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逢盛唐，这个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时期。可是，他又是不幸的，因为，乱世出豪杰，这是英雄好汉们的潜规则。
在太平盛世，他的才情和能力得不到重视。张旭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此后，终其一生，他也不过是个太子左率府长史。
于是，仕途不畅、郁郁寡欢时，他便只能在杯中物与书法中寻觅自己的栖生之所。所以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张旭的狂，成就了张旭那独树一帜的书法风格。
因为有了酒，他可以笑，可以哭，可以醉，可以醒，可以解忧，可以消愁……他借酒坦露自己豪放的个性和卞和泣玉的郁闷，他借酒埋忧地下，抒发亭伯投荒、龙阳泣鱼的苦闷。他借酒开创了醉中作书的妙笔，也借酒名载史册，尽传风流。
酒，使他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形态间自由转换，时而是压抑着的人格，时而又是力图摆脱束缚的挣扎。
时代造就了张旭，时代又不仅仅造就了张旭，而是以同样的形式，成就了一批和他一样的有识之士，那便是大名鼎鼎的饮中八仙。张旭和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并称为饮中八仙，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一样的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是这样赞美张旭的：“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但是，一位个性十足的另类文人已经跃然纸上了。可惜他生活在古代，如果是个现代人的话，在这个提倡个性化的社会中，他那用头发写字的绝技，一定会被人尊为行为艺术的楷模的。
看张旭的字，便如看他的人。“体于自然，效法天地”，“变化无穷，若有神助”。后世有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这怀素估计也是一个嗜酒如命之人，否则，绝对得不到张旭书法的其中三味，所以，二人才能并称“颠张醉素”。据说，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中国的文人，向来是以挑剔而闻名与世界的，张旭却能得到所有人的褒扬，真是奇哉！
但是，张旭却并不是生来就是草书天下第一人的。从开元二年（712）的《自言帖》，到开元二十九年（741）的《郎官石柱记》，都是极其严肃工整的。
王世贞曾如此评价《郎官石柱记》说：“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字，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盖罕见于世，则此序就为可贵也。”
也就是说，年轻时期的张旭，并不是完全走另类癫狂路线的，他也是正儿八经地写过正楷的。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契机，让张旭的笔风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型呢？
其实，王世贞已经为我们道出了缘由，就是那“出于自然”这四个字，道出了玄机。
没错，端庄整齐固然能够给人美的感觉，但是，书法之妙却不在于“精劲严重”，而在于“出于自然”。
楷书要写得端正是不难的，人人都可以做到，真正难的是，楷书不仅端正，而且要自然，不见拘挛滞迟之态，而有信手挥洒之乐，这才是高妙的境界。
这，恐怕就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了吧。而张旭，却偏偏做到了，因为，他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正是这颗赤子般的童心，使得他于严整的楷书间，尽显洒脱的笔意。
那么，是什么使他具有一颗洒脱自由的心呢，酒，是促成这种结果的外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却是张旭那与生俱来的无拘无束的性格，这使得他时时能处于逍遥游的境界之中。
当然，“出于自然”，并不代表着“随便”，正相反，张旭的狂更主要地体现在他对于书法的近乎神经质的痴迷中，也就是说，他非但不随便，反而还相当地认真，认真到了极点。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曾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是啊，不是任何人，都能够饶有兴趣地看着平民和公主争道，而且还能从中领悟书法真谛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从墙面上蜿蜒的屋漏痕中，领悟书道的哲理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在欣赏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时候，还能够心里想着书法，并且将舞技融入进书法的。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张旭，都做到了。
是的，张旭做到了这些，而张旭又不仅仅做到了这些。
到天宝十五年（755）左右的草书《古诗四帖》、《肚痛帖》等，他的书法之妙已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妙境界。
他没有局限于《郎官石柱记》式的精谨周详，而是加以演化，直至成就他那大彻大悟的草书。
张旭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并借酒将自己的情感毫无保留地通过书法展现出来。
众所周知，自从周公开始，礼节，就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组成部分。古人对于衣冠，那是十分重视的，见客必具衣冠。但是，借酒发狂的张旭就敢“脱帽露顶王公前”。更有甚者，每至酒酣，常口出狂言，并以头濡墨作书，令世人惊骇不已，也赞叹不已。
正是这种不拘泥于常礼，全身心地投身于书法创作，使得张旭作草书，并非仅着眼于效果，而是往往别出心裁，借着自己的狂态，写出独有的狂字。没有狂字就无由睹其狂态，没有狂态也显示不出其狂字。
张旭用他那旷古难逢的《古诗四帖》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的谜。奔蛇走虺，变动如鬼神莫测，黑与白的完美搭配，点墨和线条，在速度与力度中交、切、转、替，向完美展示了一幅完美的艺术作品。
一幅气韵和意境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艺术作品。
都说，中国画，讲求气韵；中国诗词，讲求意境。
那么，书法又讲究什么呢？
是笔墨吗？很多人评论书法，都常常着眼于笔墨。
没错，笔墨是很重要，线条的粗细，墨色的浓淡枯润，墨色通过毛笔运送的力量和方向在纸面上的使转，这些共同组成了一副完整的书法作品。
可是，书法作品，难道就仅仅只讲求笔墨吗？
显然不是的，书法作品和书画、诗歌有异曲同工的妙处，那就是它们同样讲究气韵和意境。书法不仅仅是用来表现文字内容的，更重要的是，书法家用笔墨来传递着自己的心绪和感情。
想当年，王羲之写下了著名的《丧乱帖》我们，如同啜英咀华般欣赏他的作品，从中难道就不能体会到书法家那种彻骨的郁郁伤痛吗？
再有，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忠义愤发，顿挫郁屈，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书法家那铮铮的铁骨和豪气。
后人评价王羲之时代的晋朝书风为“尚韵”，黄庭坚曾经说过：“书画以韵为主”，所以说，书法的最高境界，是“韵”。它和绘画中的“至韵”，诗词中的“意境”，说的是一回事情，所以，书法同样也是讲求气韵和意境的。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个闲三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这就是张旭之书至今无人能达其高峰的原因。
一些书法评论家常说：“口追晋唐”。
何谓晋唐？其实就是说：晋唐尚韵，尚潇洒，尚飘逸。所以，要模仿晋唐书法，就不能仅仅模仿他们的笔墨，更重要的是要模仿他们的“韵”。
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直到千年后还有无数后来者情不自禁地匍匐于这位疯疯癫癫的大师脚下。可是，世人模仿张旭，就单单从笔墨上来模仿，而对于张旭的“韵”，却是难以捉摸的，所以，模仿者，永远都不能超越张旭。
可是，千百年后的我们，又有谁知道，在张旭那放荡不羁的字背后，凝聚着怎样游心骇耳的故事呢。这些，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了，我们只有在零零散散的笔记或者是诗词中，才能体悟到，张旭那些与酒、与狂、与书法有关的故事。
无忌之张旭，用无拘无束的黑白线条，谱写着书道精神，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精彩绝伦的一笔。
张旭与他的草书，将一同留于天地之间，与荒荒岫云、寥寥长风同在，万古流传。
